今年这个冬天，重度雾霾频频出现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种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纷纷出炉。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：治理雾霾，究竟要花多长时间？
作为一名环境学者，我于是在网上做了一个微型调查： 你认为中国的雾霾会持续多久？ 可供选择的选项有5个，分别是1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和50年。
调查结果显示，选择占比最高的是5年（33%），其次是10年和20年的，各占24%，再次是选择50年，也占到19%。最后是1年，没有人选这个答案。
从调查结果看，公众对雾霾的常态化显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。但在5年，10年，20年和50年的四个选项上，选择结果呈离散型分布，这也说明，公众在认识雾霾的长期性上存在不小的分歧。
分歧的原因在于，雾霾信息的碎片化，在不同程度上、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大众，造成认识上的不统一。
围绕雾霾的治理周期，还是有几个维度值得参考和借鉴的。
第一个维度是国际经验。西方国家的城市也曾经历过严重雾霾，尽管西方雾霾在成因上与中国不同，但起码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时间参照。
如果从雾霾高发的时间点开始算起，一直到重现蓝天白云，伦敦花的时间是26年。具体是，从1954年的烟雾事件，直到1980年危险性雾霾天数降至5天；
而洛杉矶花的时间则是56年。从1943年首次遭到严重雾霾的冲击，一直到1970年出台《清洁空气法》，洛杉矶历时27年。之后又花了29年的时间，直到1999年，该城的一级污染警报的天数才降为零。
这就是在西方社会治理体系下所用的时间跨度。期间，经历了启蒙动员、公众参与、政府行动、立法整治等阶段。从中，可以看到个体、企业和政府（包括国会）如何一步一步地参与到治理雾霾的过程中，并逐步地以螺旋的方式提高参与度，并最终形成合力。
相比西方的经验，中国目前的选择有两种。
一种，是参照西方的经验，从权利出发，来根治雾霾的本质源头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恐怕目前还无法满足相应条件，必须从“去计划化”开始，继而再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，重塑法律在环保问题上的权威，最后才能真正借鉴西方走过的治理道路。
另一种，是仍然延续过去“计划化”的做法，以更加严格的行政手段来清除雾霾治理的障碍，直接跳过“确权”的阶段，通过“严打”的方式重现蓝天白云。
理论上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可能性。尤其是后者，看起来似乎不具有可持续性，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逻辑，但既然我们过去曾高度依赖这样的治理方式，那也就意味着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。如果上述两种治理方式可以并存，我们的雾霾治理要花多长时间？
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判断维度，那就是雾霾主要成因的变化，这也是雾霾治理最直接的约束力量。
这里可以做一些基本估计。根据林毅夫的判断，中国至少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，这也是目前为止最为乐观的估计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变，我们要彻底扭转空气质量，起码需要20年。
20年之后，随着经济增长减缓，我们必然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，进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。可以预见，排放的高峰应该早于2030前出现。但基于庞大的排放基数，经济结构的渐变，并不会对雾霾治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但经济增长对环境治理的利好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它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改变人们的环境偏好。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改善（2020年收入翻一番），公众的环保意识将进一步增强。如果消费端的污染排放比生产端提前到达其峰值，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雾霾。
与此同时，雾霾治理的时间长短，与治理的方式也有直接关系，也就是“制度化的程度”。什么是制度呢？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，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”。包括政府与市场间的合理分工和良性互动，政府职能的转型，社会自治体系的建立，等等。
而且，基于制度化建设对各领域工作的重大辐射效应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只给了10年不到的时间，要求2020年前要基本建成。若能如此，届时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会出现崭新局面，包括环境立法等方面也会基本完成，这对于雾霾的治理而言是重大利好，又可帮助我们提前3-5年完成治理目标。理想的话，2025-2030年就可能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扭转。
此外，雾霾治理的成效还与技术进步有关，主要体现在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上。在相同的经济体量和制度环境下，更大比例地采用清洁类能源，譬如天然气、太阳能、核能、风能等，显然有助于我们提前时间节能减排的目标。
一般来说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周期，大约在30-50年。这个时间如果从2000年开始计算的话，那么之后应该是再过三五十年，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能源转变高潮，进而带动雾霾的治理。
蓝天白云，究竟何时才能常现？以我个人观点，乐观地说，要15年左右；保守估计，大概还需要35年。
（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本文编辑：李宝花 编辑邮箱：shguancha@sina.com）